近年来，疗效和安全性的逐步提升，使得中医药在海外日趋流行。明星效应的推动也帮助中医药得到了更多的曝光。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表现抢眼的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身上殷红的印痕让中医火罐疗法火了一把；英国女星米莉·麦金托什通过针灸美容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但是，中医药的海外推广并不尽如人意。近日，据《欧洲时报》报道，如今英国中医药行业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沉淀期”。尽管在争取英国医保体制认可上屡屡碰壁，业界仍在为推动英国中医立法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
成果明显前行艰难
“近代以来，中医药随着中国人的出国足迹而在海外广泛传播。”北京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教授杨桢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医起初是为海外华侨华人服务，随后传播给了华人圈子附近的外国人。如今，中医药在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播效果最好，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有所发展。”
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统计，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
“像针灸这类操作性强的项目，因为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大受欢迎。从某种意义上说，针灸依然是西方难以超越的中华民族创新。”杨桢说。
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行医近20年的赵小梅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她的诊所主要面对美国人，目前每天约有20个病人，治疗以针灸为主，辅以中药。治疗范围包括疼痛、不孕症、抑郁症、睡眠问题、过敏症、更年期问题等。此外，一般美国医生和家长不想给小儿用抗生素，所以治疗小儿疾病的也很多。“一些西医认为不可能怀孕的患者也会来接受中医治疗。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配合试管婴儿。2018年已经有17个怀孕的，18年来怀孕病人总共约200人。”赵小梅表示。
国外对中医药的科学研究也取得进展。据《欧洲时报》报道，牛津大学生理学系中药研究室主任马玉玲主持下进行的中成药“心速宁胶囊”电生理研究取得了突破。“中药无法得到有效验证，不是中药的问题，而是研究水平的问题。我们对这门科学、对自己的身体的了解还很少。”
尽管海外传播取得喜人成果，但中医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医学实践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除韩日以外，中医并未进入当地医疗体系的主流，大都停留在“个体户式”的诊所模式。据统计，在中医接受度较高的荷兰，中医有4000多人，却开有1500多家中医诊所，每间诊所受训的中医人员亦不过3人，中医在立法、标准制定、教学体系、职业系统和社会声誉方面都不乐观。
立法限制人才缺乏
中医药在海外传播的困境，与立法监管方面的缺陷具有密切关系，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诊疗方法在英国发展迅速，其对于部分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良好治疗效果，赢得了英国主流媒体关注和社会认可。然而，英国政府对中医药治疗的零监管也使低水平的中医诊所混入市场，中医诊疗整体水准出现滑坡。90年代末爆发的“中药致癌”事件大大损害了中医药的声誉，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持续低迷，影响民众对中医药治疗的需求；英国对食品药品的法律监管力度不断收紧，对中草药进口的限制影响中医药治疗；西医与中医截然不同的治疗体系，也使西方国家民众接受中医有一定的医疗理念和文化隔阂。”欧洲健康联盟亚太区执行总裁郑荣昌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2011年《欧盟传统草药制品法令》正式实施，占据中药市场份额达60%的中成药被禁止出售。目前西方国家对中草药进口的限制仍然是中医药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中草药有原产地问题，药材质量不稳定，缺乏国际标准和专利保护，同时涉及物种保护和物种迁移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其推广之路困难重重。”杨桢说，“中医在外科手术以外的几乎所有领域，和西医都有竞争关系。”
海外中医药人才的缺失也是影响中医药长足发展的因素之一。据报道，长期在曼彻斯特从事中医培训工作的英国中医药学会会长汤淑兰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习中医的人越来越少，后备人才不足成为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郑荣昌对此也深有体会：“部分在英国行医的中医药医生来自中国，年龄较大，在专业术语的英语表达和新的信息技术掌握方面有一定局限，影响其行医效果。在英国的中医诊所良莠不齐，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服务不佳的诊所被市场淘汰也符合正常市场规律。”
完善产业加强监管
如今，中医药的海外传播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近年来，中央部委和各省区市陆续发布的中医药行业发展扶持文件多达50份，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称，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医药全球发展，支持国际传统医药发展，促进国际中医药规范管理。目前，中国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中医药合作协议86个，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
中医药的国际化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各国推进。据《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产品，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组织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
针对海外中医药在药品引入、人才培养和规模化等方面的问题，“中国政府在中药材加工、炮制、包装仓储和运输等方面的监管还需要大大加强，这是确保中药材质量的先决条件。”杨桢说。
郑荣昌则认为，“未来，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应致力于人才供应链、产业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的搭建。中医药在海外的推广需要构建相关的政策、市场、科研、教育等全体系专业人才结构；同时搭建贯穿产地种植、生产加工、运输物流、零售服务终端的产业供应链；利用人参、红豆杉等具有金融属性的中草药产品，结合创新金融投资模式，借由金融渠道推进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