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药行业，“创新药”的话题一直颇为火热。2016年10月31日，4家医药行业协会共同推动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并发布了主要研究成果。
南方周末曾报道过《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新药引进等不起，自制“救命药”博生机》的文章：最新最好的药物都集中在欧美少数企业，新药引入又需经过漫长的审批时间，重症病人等不起也买不起。这群与死神缠斗的病人不得不自己动手配制“救命药”，哪怕面临触法、中毒甚至死亡的重重风险。
这份医药创新环境的报告或者可以告诉大众：中国现在的创新药生态环境如何?为什么很少有自己的创新药？
该报告联合发布方包括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专业委员会等4家。项目组与来自政府部门、医药学界、制药公司和风投基金等领域，超过80位专家进行了深入访谈。
报告审视了中国医药创新的现状、趋势以及国家战略与全球格局背景下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目标。
《研究》中国的医药创新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且受政策、人才和资本要素的推动，中国的创新药研发未来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Nature Index 统计，中国发表在化学和生物学科高质量期刊上的文章数量从2012年的4,000余篇增加到2015年的6,500余篇，领先传统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从2011年的21个增长到2015年的69个，在研化合物数量达到656个，预示着未来几年强劲的发展势头。
但与世界领先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已上市的创新药在创新的“质”的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中国2007-2015近十年首发上市的19个1.1类化药新药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已知药物靶点和作用机理上的改进，即渐进性创新，还没有一个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上市的新药;与之对比的是美国在12-14年批准的66个新分子实体中，将近一半是基于新靶点或技术平台的突破性创新，在美国首发上市的创新药中，高达85%的比例在欧洲或日本获批。
当前，中国的医药研发整体水平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报告分析了在研产品数量）注：2015年底研发状态处于临床前、临床Ⅰ-Ⅲ期及上市注册期的分子数）和全球首发上市新药数（注：2007-2015年上市的新分子实体中在某一国首发上市的数量）两个指标，然后以此为标准，将世界各主要医药研发国家按照创新贡献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美国，创新贡献占全球一半左右；第二梯队包括日本、英国、德国和瑞士等制药强国，创新贡献约在5-10%，这些国家具有良好的药物研发基础，并力争成为全球或区域创新枢纽；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为第三梯队，贡献在5%以下。
无论是在研产品数量还是全球首发上市新药数，中国目前对全球医药创新的贡献都不突出，且与第一梯队的美国和第二梯队的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出“至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愿景，未来中国医药创新势必要向第二甚至是第一梯队迈进。愿景是美好的，挑战也十分艰难。
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今后5-10年最大的瓶颈问题集中在临床研究、监管审批和支付环节。如果这些要素没有在今后5年得到显著改善，医药行业将有可能失去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创新势头。
临床研究是重中之重
药物临床试验是验证药物在人体内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唯一方法，也是新药研发过程中资金和时间投入最多的环节。从全球经验来看，临床试验从启动到完成一般需要4-6年，平均成本超过10亿元人民币，时间和资金投入在整个新药研发中占70%左右的比例。
中国临床科学发展整体水平比较落后。当前挑战集中表现在临床试验质量参差、数量偏低（尤其是早期临床数量）以及高水平临床试验机构资源紧张等方面。
临床试验质量参差：2015年7月食药监总局发起的首批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中，所涉及的1,622个注册申请中超过70%已经撤回。现场核查中发现了一系列临床试验质量问题，包括修改数据，漏报或未按流程上报严重不良事件，检查结果不能溯源，使用方案禁用的合并用药等，凸显了临床试验过程监管的缺失。
临床试验数量偏低（特别是早期临床试验）：中国的临床试验总量与创新领先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而且早期临床比例偏低，2013-2015年中国的一期临床试验占临床试验总数的比例为18%，显著低于创新领先国家（如美国为33%），凸显了早期临床研究和创新药临床试验能力的不足。
高水平床试验机构资源紧张：中国药物临床试验只能在通过食药监总局GCP认证的试验机构进行。目前共有约500家左右的机构具备相应资格，其中具有高水平试验设计、执行和管理能力的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考虑到临床试验数量的增长速度，以及未来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所需的临床试验资源，按照保守估计，临床试验机构数量在2018年需要达到约830家才能满足临床试验需求。
而且，各临床专业获得认证的临床试验机构数量不同，一些研发热门领域(例如肿瘤、风湿免疫、血液科等)，由于在研新药数量较多，机构数量不足的问题格外突出。
监管审批难题待解
“中国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在过去一年多已经带来了审评环境的显著变化，但依然面临理念、政策机制和能力方面的挑战。”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会长潘广成说。
根据药审中心发布的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15年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完成的申请数量比2014年增加90%，药品积压总数已经大幅度下降。根据RDPAC的审评时限统计，从2015年10月开始，临床申请和上市申请的首轮排队时间和整体批准总时限与2014年相比均有明显下降。尽管中国的创新药监管审批环境已经有明显改善，目前依然面临理念、政策机制以及能力诸多方面的挑战。
理念：当前社会各界对医药创新研发风险的认知水平不足，从公众到媒体都缺乏对研发过程中的科学探索精神以及相关风险的关注和重视，公共教育和宣传非常匮乏。监管部门对科学监管理念的认识及经验不足，风险管控机制不够完善，过度追求“零风险”。
政策、法律法规和机制：目前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共治机制不完善，意见的征集、评议以及决策过程不够公开和透明;法律法规更新不及时，技术指导原则全面性和系统性不足，也导致了审评结果缺乏一致性;现有的优先审评审批机制种类较单一，技术灵活性不高;从组织架构来看，监管机构不同直属单位和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影响审评效率。
能力建设：药审改革逐步增加了审评人员的数量，但人员总量及创新药审评经验水平仍然不足; 而能力培养体系的缺失和不合理的薪资水平也影响了审评人员能力提升和审评队伍的稳定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单个创新药物的平均研发成本高达13-18亿人民币。尽管投入巨大，但得益于健全的支付体系，那些成功地满足了病人临床需求的创新药在欧美市场的回报也很丰厚，部分新药在上市后5年即可达到高达60-100亿元的年销售额。
在中国，新药上市后5年的平均年销售额仅为0.5-1.5亿元，新药研发经济回报甚至为负。报告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新药上市后的可及性差，缺少报销机制，且集中采购环节市场准入缓慢。
支付与采购环节对于提高创新药的可及性十分关键。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创新药物在中国上市后销售额增长缓慢，仅能惠及少数病人。中国的患者无法及时获得创新带来的好处，创新药研发失去了其根本意义。
国家医保目录更新缓慢，地方国家医保遴选欠科学：自2000年发布以来，仅在2004年和2009年调整过两次，最新一次更新距今已逾七年。在过去的13年中，先后有384种新分子药物上市，但仅有76种（20%）被纳入2009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2009年后上市的新分子药物都尚未进入国家目录。此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制定时的原则是“广覆盖”和“保基本”，对创新药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地方层面，一方面，缺乏科学统一的遴选方法;且由于医保资金盈余参差不齐，报销创新药的意愿和能力存在差异。
商业健康险体系不健全：商业健康险在创新药支付中本应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商业健康险在中国的覆盖率仍然很低，至今仍未成为创新药支付重要的补充资金来源。其中，最大的瓶颈之一是商业健康险公司对公立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缺乏影响力，无法对医疗行为的合理性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防止过度医疗并控制医疗成本。此外，商业健康险公司难以获得医疗信息和数据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
创新药集中采购进度缓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创新药采用备案或挂网方式采购。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省的创新药采购进度相当缓慢，且流程缺少统一规范，有的省虽然政策中规定了备案采购政策，而实际操作中并不开展备案采购工作，导致了大部分创新药上市3年后只在不到一半的省份进入公立医院集中采购目录。
报告还称，除了临床研究、监管审批和支付采购机制之外基础研究和药物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及资本等要素也将对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挑战。
“纵观全球，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医药创新产业一定来自于健康的、良性循环的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狄思杰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医疗和医药上面对的问题是复杂而艰巨的，这些问题的决策和解决，往往涉及数个政府部门，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推动理念的变革和体系的建立完善。
4家医药行业协会均认为今后十年中国在打造医药创新产业上面临着历史性的“机会窗”。未来十年也是奠定中国在全球研发格局中竞争地位的关键阶段。中国是否能够充分把握机遇、实现医药创新世界强国目标将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构建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医药生态系统，加强顶层设计，在产业链各环节推动理念变革、机制完善和能力提升。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中，中国的创新潜力必将得到极大释放，满足不断增长的中国患者的需求，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并在全球创新体系下造福全球患者。
（选自《南方周末》）